第三，人博说我们国家没有行宪，你把台湾给忘了，这犯了政治性错误（笑），此问题你得纠偏。

按照一审判决，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一行政规范，同时也是认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前述种种不一致的处理的背后，很可能有或应该有其说得过去的现实考虑。

二、我国实在法上的合规致害如上所述，肯定合规致害绝对责任的流行主张并不具备足够的理据。[28]第2条第2款：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45]此即所谓相关关系说。这表明，加害行为合规情节，在法官有关容忍限度的判断中，的确只是多种考量因素之一。（二）司法实践为了对我国法院相关实践有所了解，笔者利用北大法宝数据库，在判决书全文项下检索到14项相关判决书。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在这种风险领域里发生的合规致害，并不能一般地以绝对责任原则来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因为这对具体个案中已经克尽善良人注意义务的无辜加害者有失公正。[21]为特殊侵权领域里的无过错责任的辩护中，更常被提及的理由是受害人需要救济。（二）司法实践为了对我国法院相关实践有所了解，笔者利用北大法宝数据库，在判决书全文项下检索到14项相关判决书。

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3－4页。一种看起来更具说服力的观点是受益者补偿的主张。因此，裁判实务中并不许可生产者主张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而要求免责。[11]可参见，马克.阿伦森：一个公法学人对私有化和外包的回应，载迈克尔·塔格特：《行政法的范围》，金自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如前所述，合规与否情节可以通过过错或违法性要件的认定而对侵权责任的认定发生影响，而我国《侵权责任法》有关高度危险作业的规定中，有无需考虑过错要件的无过错责任，如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67条）。因此，遵循行政规范这一情节应可成为加害人免予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或者成为先对受害人承担责任而后向规范发布者追偿的根据。

虽然侵权法在客观上可以发挥多重作用，因而对于侵权法的目的和功能定位学界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请看：Robert L. Rabin, Reassessing Regulatory Compliance, 88 GEO. L.J. 2049, 2084 (2000).[39]杨立新：《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378页。[62]例如，在例如，曾引起媒体和公众广泛议论的肖志军案，肖志军拒绝签字同意施行手术，医生们竟然坐视其难产女友在医院死去。【注释】[1]如存在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免责事由。

[18]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456页。[62]2.遵守禁令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致害这里的禁令指不得如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忍受限度论成为通说后，研究者们还通过对司法判例的总结尤其是对法学类型化技术运用提供了越来越细致的可操作标准，如赔偿请求与停止侵害请求的区分[54]。这表明，加害行为合规情节，在法官有关容忍限度的判断中，的确只是多种考量因素之一。

——事实上，在X案中，超标排污的被告也曾辩称其已经进行了治理，只是受技术水平限制无法彻底解决污染问题。两位作者多多少少意识到了特殊侵权领域的特殊性，但因关注重点并不在此，并未就此展开讨论。

1990年该站与其他单位合作完成的报告表明：AB两厂的排污口及扩散区水质污染严重，使原告渔场受到影响。[66]如史尚宽所言，何者为强行规定，何者为非强行规定……应依条文之体裁及法律规定本身之目的，以定之。

[71]以为有了政府规制（加上保险和刑法）就可以考虑废除侵权法的，例如Richard B. Stewart, Crisis in Tort Law? Th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54 U. Chi. L. Rev.184, 194(1987); 主张以侵权法取代政府事先规制的，例如Sam Peltzman, An Evaluation of Consumer Protection Legislation: The 1962 Drug Amendments, 81 J. Pol. Econ. 1049 (1973).[72]所谓私人风险，指那些分散制造的，地方化的，可受个人控制，或者是来自本性的风险。（一）日本的忍受限度论日本的环境侵权在历史上一直适用民法上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在被诉行为合规并且被判免责的，法院也都是先将被诉行为合规与不存在污染或不会造成损害联系起来，以此论证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问题是，作为一种政策决定，接受一定的风险水平所换来利益是由一部分或全部社会公众所享有，而被接受的风险（即所谓的剩余风险）一旦成为现实，造成的损害却总是首先落到特定个体头上。如前所述，本文认为，在这种风险领域里发生的合规致害，并不能一般地以绝对责任原则来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因为这对具体个案中已经克尽善良人注意义务的无辜加害者有失公正。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单独的免责事由，而只是权衡因素之一。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公法领域内的规范，基于公法目的而设，并由公法上的组织和行政权力予以落实。我国实在法秩序中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一）立法有关合规致害的法律责任，我国实证法上的具体规定并不统一。

而且现实生活中的合规加害人并非如通常想象那样总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或跨国企业——有时分散受害人个别而言损失并不严重，但这些损失累计起来的巨额赔偿足以使守法经营、勤恳敬业的小企业主多年诚实劳动付诸流水。问题是：这种立场的正当性能够得到辩护吗？（三）反思合规致害绝对责任的正当性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前述现实特征固然不可否认，但使合规行为者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规范性（应然）判断，它不可能直接从实然的客观现象中推导出来。

[60]这些进路实际上可以并存，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成果。而在环境侵权领域，一旦容许原因行为，则其损害结果往往就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当事人尽到了既定现实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注意，仍然极有可能无法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

[2]国内当前对合规一词的使用多见于金融业管理中。但是，已经有实证调查数据显示，这一主张所假定的侵权法威慑效果在防范过失行为和意外事故方面是很可疑的。日本的司法判例，不仅仅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振动、电波伤害等公害领域、而且在日照和通风阻碍、眺望和景观阻碍[49]等一般民事侵权（相邻权）领域，均有适用忍受限度论的案例。而法院认定被诉行为违反相关规定或被告未能证明其行为符合相关规定的所有案件，均判决被告负赔偿责任（详见附录一）。

而在处理这一冲突时，单纯只强调一方面的需要，显然有失偏颇。因此，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上述不一致，作为实然的客观事实，本身并不能提供应然的答案，而顶多只能构成一种提示，提醒我们注意现实秩序的复杂性。

[38]相形之下，我国环境法学界的前述未经充分论证的说法几乎在未经任何反对和反思的情况下就被广泛接受，反倒是很奇异的现象。[56]这类利益权衡其实也存在于整个侵权责任法的运作之中。

客观上，环境侵权现象的确有着与一般侵权截然不同的现实特征。具体考量因素则涉及：原因行为的公益性（公益性高则受害人容忍度高）、地域区别（工业区与居民区居民容忍程度不一）、时间先后（先于加害者在某一区域居住的更容易获得赔偿）、防范努力（已经采取了最佳防范措施的可指责性自然降低）和公法上标准的遵循情况等。

而后者，看起来就是在宣布有损害就有赔偿，加害行为合规与否并不相干。由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范围有限，并且关键词检索方法本身不可避免具有过滤效果，这些案例也许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意义，但至少足以说明，合规这一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像前述通说所主张的那样，对于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毫无影响。但在这个判决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法院在确认被告赔偿责任时依据的并非通说所强调的完全占在受害人立场的无过错责任，而是更加强调综合权衡双方具体情况的公平责任，并且，由此在确定被告具体赔偿数据时显然也考虑了被诉行为合规情节。[46]关于违法性的判断，过去判词的实际论证也表明，法官们考虑的不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超越法定限度，而是损害是否超出受害者的容忍限度。

三、比较法上的启示合规致害问题并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虽然此规范亦是出于保护他人健康或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而设，也就是说，受规制的行为如果不合规范则通常会发生侵害他人权益的后果，但在复杂社会中，特定行为与特定后果之间往往只存在相当因果关系而非必然因果关系，因而违反行为规范不一定会造成损害他人的结果，符合该行为规范也不一定不会造成损害他人的结果。

[40]Monika Hinteregger,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nd Ecological Damage in European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7.[41]在环境侵权领域之外，传统上适用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的民用航空器责任和产品责任领域，近年来甚至有向过错责任回归的迹象。[67]在有些情况下，同一表达还可以同时具有授权和赋义务的含义。

这两个领域不同只在于实现此种权衡的具体方式：在一般侵权领域，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从过错或违法性要件入手来权衡加害行为违规情节的份量。这起案件之所以得上经典，不止是因为其案情在环境纠纷类案件中具有典型意义，更是因为它开启了当前国内环境法学界的如下通说：是否符合行政法规范并非确定污染者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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